2022年6月17日晚，浙江大学“古典学论坛”第45讲在腾讯会议和B站在线直播。此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博超副研究员主讲“说服与论证之间：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哲学问题及其接受史”，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林志猛教授主持。此次讲座反响热烈，诸多师生热情参与。

讲座伊始，何老师指出，以往学者大多从文学角度解读《修辞术》，其实从内在体系和接受史角度看，《修辞术》更应视为一部哲学著作，涉及语言哲学和实践哲学。何老师首先厘清了古希腊修辞术的多重含义，并指明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说服和论证不仅仅是对立关系，二者往往互相包含。此处的区分表明，有一些说服不是论证形式的，甚至可以是非逻辑的；另一方面论证也可能不全是逻辑性的论证，但亚里士多德强调的论证更多是逻辑性的，与说服对立。跟说服和论证相对应的关系有：情感性诱导与逻辑推理；思想与措辞，知识与审美，修辞理论与演说实践，修辞术（意见/可能）与哲学（真理/必然）。

何老师进而阐明，《修辞术》的成书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历时上，《修辞术》以“层叠”的方式不断累积着内容，亚里士多德伴随讲课进行增补与合并，同时又不断修改和删减。而理论性部分保持了相对的自足，但其他学科理论的变动又会影响这部分的稳定。何老师指出，《修辞术》的内在矛盾体现在三个根本问题上，它们关涉了修辞术本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第一，说服法问题。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批评了之前修辞家只是关注如何通过情感来影响听众，没有关注修辞术说服法的核心“修辞演绎”；第二，论位问题。亚里士多德将这一元素作为修辞逻辑的核心，同时他将论位划分为普遍的和特殊的两种论位，进一步拉开了对立；第三，措辞问题，即亚里士多德要不要合并《修辞术》，第三卷仅仅研究“如何说”，甚至还涉及来如何取悦听众，而这些非理性、非逻辑的手段并不符合第一卷对论证的重视。

接着，何老师探讨了《修辞术》的篇章安排和哲学体系。从“哲学式修辞术”来看，《修辞术》关注的对象是“说服”这一活动及其结果。由此，修辞术转型为哲学的“分支”，至少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就是如此，它具有理论知识的特点，也属于实践哲学和制作技艺。我们还可以从后来人的角度说，它还是一种语言哲学——亚里士多德其实已经显露出了这种倾向。而从“修辞术哲学”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在以哲学方式建构修辞术时，修辞术所涉及的“哲学问题”。由于修辞术理论具有了哲学方法，因此，作为跨学科的语言技艺，当修辞术涉及其他学科时，这些学科又会显现出哲学性而形成自身的问题。此外，哲学修辞术自身的“哲学问题”也会独立出来，它从属于另一个更高的学科。

何老师由此阐明，修辞术的哲学问题包含了形式与内容两个部分。形式是指，修辞术是形式逻辑的分支，尽管它的出现早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它源自于哲学家的辩证术或辩证法。但修辞术不是纯粹演绎的形式逻辑，因为它要针对外部的事实以及表达事实的知识和意见来说服他人，这就是内容方面。如果脱离外部事实，演说者很难或无法说服他人。为了说服，演说者需要掌握事实领域，这些领域一方面是古希腊政治文化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人的自然本性（情感、品性与德性等问题）和语言本质（措辞、隐喻等问题）决定的。这些学科都是特殊的知识，而修辞术则是一般知识。修辞术的形式问题是哲学式修辞术能够存在的关键。

最后，何老师从《修辞术》的流布与哲学阐释史考量前面提到的问题，他为我们展示了详尽的《修辞术》抄本、刊本、校勘本、译本以及相关的哲学性评注。何老师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修辞术在历史上被研究和讨论的侧重点的演化，并详细解释了近代以来的几种主流观点。从接受史角度来看待学者阐释《修辞术》有几个趋向：（一）逻辑向：修辞术作为论证科学。（二）情感向：修辞术活动的心理学。（三）实践向：修辞术的伦理学功能；修辞术作为实践智慧；修辞术的政治用途；修辞术的教育功能。（四）存在论向：修辞术体现的语言活动本身的特质；隐喻的本体化。

讲座结束，林志猛教授进行简要的总结和点评。林老师表示，何老师的讲座带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想真正读懂一本书，首先得做十分精心的准备，熟悉这个文本的来龙去脉及哲学史上的各种解读。何老师阐述了《修辞术》复杂的成书时间，《修辞术》的内在矛盾、篇章安排和隐含的各种哲学问题，尤其是哲学史上诸多思想大家的不同解释。由此让我们看到了《修辞术》非常复杂的内涵和多种可能的解释路向。何老师对于“哲学式修辞术”与“修辞术的哲学”，“大修辞术”与“小修辞术”之间的区分，也做了十分独到的阐释。何老师展现了修辞术与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之间的深层关联，以及培根、霍布斯、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思想家的不同看法。

林老师还提出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第一卷谈到，要掌握说服论证，需要能够进行逻辑推理，研究人的品格和德性，研究人的各种情感，明白各种情感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产生的方式是什么等等。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修辞术就像是辩证法和伦理学的分支，而伦理学也可称作政治学。修辞术就此也可纳入政治学的框架。在《修辞术》中，亚氏也花了大量篇幅谈快乐、愤怒、恐惧、羞耻、友爱等等情感。换言之，修辞术并非只是言辞或演说的技艺，而是跟灵魂学和伦理学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为什么亚氏也把修辞术纳入政治学的框架中？背后是不是隐含着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深层联系？在这个“修辞术-伦理学-政治学”的关联中，是否隐含着哲人-政治家-预言者，或先知-哲人-立法者这个三位一体的关系？

何老师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回应，指出亚里士多德明确将修辞学放入政治学中，认为修辞术在政治当中起重要作用，并且亚氏的思想中也隐含“哲人王”的态度，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看法。何老师称如果从政治学入手研究这本书的话，还是要回到“哲人王”这条脉络上来，施特劳斯的研究跟闪语传统有关，与后现代的视角是相悖的。

在听众互动环节中，何老师就线上同学的提到的有关“修辞学的三种说服方式”、“19世纪以来的语言和语义的关系和认识”、“《修辞术》与柏拉图《斐德若》修辞技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整场讲座在与会师生热烈的探讨中圆满结束。

刘俊含/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