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3日下午，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思想与时代”哲学公开课第八讲“在后真相时代，谈论真相如何可能？”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0报告厅举行，主讲人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哲学学院教授陈亚军。

本次活动由哲学学院常务副经理王俊教授主持。王俊教授在致辞中说，“求是”是浙江大学的校训，而陈老师今天讲“后真相时代的真相”，这是一个兼具哲学旨趣和浙江大学精神的话题。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学者创办了《思想与时代》,如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以哲学公开课的形式承接了这个人文传统。浙江大学哲学公开课系列既有时代面相，思想仍然是在时代中展开，也有公众面相，公开课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与公众展开交流。

陈亚军教授从一个现象引出问题。他指出，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带来各种意见，也带来争吵和分歧。多年的亲友，在诸如疫情、美国总统大选、俄乌战争等一系列话题上，陷入争吵，伤了感情，甚至反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人认为我们现在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关于真相已无共识。“后真相”（post-truth）变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和讨论。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收作当年的年度词。该词在2016年的使用率比前一年增长了2000%左右。《牛津词典》将这个词定义为“诉诸情感与个人信念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种种状况”。不过，人从来就有情感和个人信念，为什么以前没有而现在却影响了人们对真相的关注呢？

现在究竟是什么使“真相”成了一个问题？陈亚军教授指出，传统乡土社会有两个特征使它没有对真相产生疑惑。一是人们固定在土地上，祖祖辈辈一块儿长大，受同样的乡俗民风的教化，如何看世界与世界之所是合二为一，中间没有距离。二是乡土社会的世界是当下的、在场的、可感的、可亲知的，真相直接在眼前，没有中介。然而，近十多年来，这两个特点被瓦解了。一方面，信息科技手段高度发达，网络高度普及，信息的传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人们透过信息看世界，信息的多样化使进入世界的方式多样化，关于世界的真相碎片化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生活世界越来越不在场。真相不再是直接可亲知的，而是需要通过信息的链条才能达到，真相的中介化，使真相失去了确定性。

这种改变带来了一种焦虑：真相何以可能？陈亚军教授试图从哲学角度来考察后真相时代的真相。他指出，如果“真相”是指世界的本来之相，那么谈论真相是不可能的。人只能谈论文化-语言框架下显现的真相，世界和文化-语言框架是合二为一的。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真相可以不止一个。如何谈论真相？第一步是谈论“直接真相”，即当下直接观察到的真相。在同一个文化语言框架下，这种谈论不会有大的分歧，尽管哲学家们在直接真相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上存有争论。第二步是谈论“间接真相”，即通过推论得到的真相。这是真相的主要部分，尽管它最终须建立在直接真相的基础上，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理由的交换和竞争，来确定一个断言是不是关于真相的断言。这样一来，真相就不是传统认为的一眼可以看清的东西，而是一个通过理由和证据的交换来逐渐显现的过程，就像法庭调查一样。但要注意是，尽管真相只能通过理由来确定，然而真相却不能还原为理由，就像布兰顿所说的那样，这里涉及理由交换的社会视角的不同。陈老师接着指出，要谈论真相，就必须建立公共理性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对个人和社会都有要求。个人要真诚、讲真话，要倾听他人，勇于自我批判；社会要宽容、鼓励讲真话，要接受规范的裁判。

最后，陈亚军教授总结了在后真相时代谈论真相的两个原则。一个是理性的原则，这是首要的，另一个是宽容的原则，这是补充的。理性原则要求我们讲道理，在理由面前人人平等。宽容原则要求我们耐心听取别人的理由，深入他们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们对真相的不同看法。

在提问交流环节，有听众提问“真诚是否比真相更重要？”陈亚军教授回答说，“真诚是一个伦理的要求，真相是一个知识论的追求。之所以真诚比真相更重要，是因为真相的谈论要依靠理由的交流，而理由的交流又要求每位公民都应该是真诚的、讲真话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真诚，就没有真相可言。如果每个人都真诚，那么真相会自我显现。这不是说真相不重要，而是说真诚是真相的前提。”王俊教授也由此提问，“如果真诚比真相更重要的话，那怎么看真诚的愚昧？如果一个人真诚的愚昧，那如何与之展开交流对话呢？”陈亚军教授回答说，“理性是指要给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愚昧的人也可以是理性的。愚昧之人的理性推论链条可能不长，或者只能给出非常少的理由。在非理性的意义上，愚昧是指完全不能够给出理由。这样的真诚便没有意义了。除此之外，愚昧与否的划分还可能是源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相应的理由框架的不同。”在与听众经过一系列的互动问答之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