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至6月16日，中国维特根斯坦协会工作坊第16期—— “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工作坊于浙江大学召开。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维特根斯坦学者，共同探讨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的深刻内涵，推动该领域的交流与发展。
开幕式上，浙江大学哲学院常务副经理王俊首先介绍了哲学学院的当前发展状况，表达未来与兄弟院系在各层次开展合作交流的殷切期待。山西大学教授江怡强调，维特根斯坦工作坊应当发挥带动国内研究的发动机作用，呼吁更多年轻学者投身该领域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代海强则表示本会议重在提供一个开放式的交流平台，并表达了对所有参与者、支持者的感谢，期待大家能在会议中碰撞出更多思想火花。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老师、员工移步一楼集体合影。
第一场主旨发言中，山西大学江怡教授围绕“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的未来”进行报告，他首先分析了维特根斯坦在当代英美的研究现状，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研究、学术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其影响力随时间推移逐渐减退，但其工作仍深刻影响着当代哲学众研究领域。通过区分古典与经典，江怡教授指出对维特根斯坦的评论出现种种争端的原因在于其著作正处于进入经典行列的过程，但尚未完全确认其经典地位。维特根斯坦正从学院派走向公众人物，在未来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关注将成为哲学研究的寻常态度，而其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和对他著作的不断解读，则会使学界的研究无法达成共识。
西北大学哲学教授张学广以“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尔‘我思’的语法分析”为主题，指出维特根斯坦对“我思”的语法错误进行了三重揭示：把“我”的主体性用法当作客体性用法、把“思”当作所有心理现象、以及“我思”缺乏合理的语用语境。他进一步指出，第三人称的话语虽然存在可怀疑空间，但他者的心理并非是封闭的“黑箱”，对他者心灵的理解亦不是从零开始的、点滴积累后的推论，而是更加直接、开放的交互过程，心理学现象的本质即是社会性的主体间的具体情境下的心理模式。针对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张学广指出，维特根斯坦认为怀疑一切是不可能的，因为怀疑的前提是相信，从而深刻反思并消解了笛卡尔怀疑一切的形上的语言游戏。
南开大学教授李国山指出，澄清与治疗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的两项任务：澄清是为了看清语言的正当用法，并借此消解具体的哲学问题；而治疗则力图从根本上抑制误用语言的冲动，从而清除哲学难题带给我们的一切困扰。为实现第一个目标，他前后期分别采用了不同却互补的研究方法，针对理想语言和日常语言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考察，从不同侧面展示语言同哲学思考的正面关联。李国山反对学界中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的“治疗”目标的轻视看法，强调由于兼顾了语言的正负两方面的功用，维特根斯坦所上演的澄清与治疗的二重奏，才真正全面的贯彻了语言学转向的整体目标。
中山大学教授黄敏从维特根斯坦对摩尔命题的正反双重态度切入，提出“枢轴命题为何具有这种足以抵制怀疑论的确实性”的问题。随后，他梳理了命题性知识与实践知识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他对科丽瓦（Coliva）对枢轴命题的认识论解读、莫雅-夏洛克（Moyal-Sharrock）的框架——先验解读分别进行了分析评价。他指出枢轴命题的可变性是自主性行为的前提，而上述两种解读均未实现对“可变性”的完全解释。最后，黄敏指出自主行为遵循的是自主理性，而自主性的基础在于反思和自我控制。其中，语言发挥了重要的支点作用，它作为言语行为的产物而使得外部主义视角成为可能，习得了语言的人能够通过使用语言来形成信念，从而按照语言性的输出达成认知上自我调整。
用餐与休整后，下午的会议议程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刘畅副教授的报告试图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讨论表征概念的由来，他以“面向观看”为起点对于“图画”这一概念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层面进行了澄清，进而深入地讨论了“图画”的存在论地位，指出“图画的存在作为所见之物的图画”，并强调了作为画中之物的内容是一种崭新类型的、非实物的对象，也即安斯康姆（Anscombe）所言的“意向对象”。他认为，传统的表征论及“机械表征论”与“世界图像表征论”两种变体，其谬误的根源在于一种图画论的预设，而将“印像”武断地当作“图画”是一种人类对于自身认识能力的僭越，这是由于一种过度哲学（理智）化的倾向所导致的。
西南民族大学的徐强老师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命题6.54“无意义”所造成的理解上的可能冲突为思考契机，严谨地讨论了《逻辑哲学论》读法问题。在逐一考察了哈克(Hacker)等代表的“正统”解读、戴蒙德(Diamond)等代表的“非正统”解读以及麦金(McGinn)等代表的调和解读后，徐强老师提出对于《逻辑哲学论》的“树状”解读；“树状”解读基于数字编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其可以涵盖不同的解读方式也相对更具有解释力。之后，徐强老师还比较讨论了毕明安(Beaney)、斯特恩(Stern)与巴卓琪的三个不同的解读版本，最后回到对命题6.54“无意义”的解释澄清，同时也对“数字编号系统”本身进行了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张愉悦老师的报告尝试从音乐哲学的视角解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她认为以“音乐”切入《逻辑哲学论》能够帮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理解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观，在《逻辑哲学论》中，音乐既是命题的类比物，又能够在语言无法达至的地方以“做”（奏）的方式显示自身，达至“不可说的”神秘之域。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励耕副教授的报告梳理了对于“内在关系”的三种不同理解，而后围绕学界对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思想的可能误解进行了论证详实的澄清，并对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的概念进行了合理阐释。他认为布拉德雷并没有通过“所有关系都是内在的”这个命题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一元论，存在一元论对他而言是前提；但他也并没有独立地、成功地证明存在一元论本身，因此其整个体系隐含“循环论证”的危险。维特根斯坦以“不可设想性”来定义内在关系，同时举了一系列原始文本的证例来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
山西大学的梅杰吉老师从弗雷格对“数”的柏拉图主义理解引入，指出弗雷格定义自然数的本体论、外延主义、“一一对应”的特征，介绍了罗素悖论及其类型论的解决方案与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方法论的逻辑主义，并细致分析了维特根斯坦对于逻辑主义“一一对应”的批评、非建构性的批评（弗雷格和罗素式的逻辑还原主义违背了证明的可综观性原则）、对类型论（集合论）的批评由此也涉及到其对外延主义的批评，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反柏拉图主义倾向。
在圆桌会上，陈嘉映教授开场发言谈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黄敏教授代表下届主办方进行发言并预告下期会议安排。专家学者们纷纷围绕维特根斯坦学术研究共同体建设，维特根斯坦著述与书信集在国内的翻译、注释与引介问题，以及维特根斯坦哲学概念的澄清等主题开展了热烈讨论。
6月16日上午，研讨会继续召开。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蒋世强作“温奇的维特根斯坦相对主义论争”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区分了理解（interpret）与说明（explain），指出理解的概念植根于社会语境，和有意义的行为与遵守规则相联系，面对学界的相对主义困惑，他认为，温奇利用维特根斯坦人类学思想处理人类如何对待他者文化问题上不能归入相对主义，既不是非标准的相对主义、也不是知识论相对主义，甚至也不是较弱意义上的语义学语境相对主义。蒋世强提出，基于维特根斯坦可以给出一种新解读:批判语用学可以为温奇的维特根斯坦式路径辩护。
西北大学的马芳芳老师指出深刻分歧是由“世界观冲突”引起的某种“根本”分歧，它与认知同辈分歧、无错分歧在分歧主题、修改难度、关注重点上存在显著区别。对于深刻分歧，维特根斯坦式的解读为：深刻分歧是关于枢轴的分歧，福格林的“潜在原则”“框架命题”“规则”和林奇的认知“枢轴”都可视为维特根斯坦式的枢轴；认知原则式的解读为：深刻分歧是关于认知原则/认知原则的优先地位上的分歧。深刻分歧的争论直接或间接地与我们具有价值论意义的承诺有关，它在严格意义上无法通过理性解决，而在宽松意义上存有空间。马芳芳认为，我们的枢轴命题的转变并非通过认知理性来完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漫长的实践。
浙江大学教授楼巍在阐述其报告主旨时，表示议题并非聚焦于反私人语言，而意在阐明在感觉词汇领域一以贯之地贯彻了“词语的意义就在它们在语言中的用法”，语言（词语及其意义）仍然具有语言的自主性，不需要诉诸内在、私有语言学来为词语及其意义奠基。他列举了三个“忘不了感觉的哲学家”，指出由于对于具有私人语言性质的情感的判定缺乏同一性标准（criterion of identity），所谓“我的疼” “我的感觉是私有的”等类似表达式是无意义的，从而在感觉词汇方面贯彻了语言的自主性。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代海强对克里普克（Kripke）的怀疑主义进行诊断，他指出，我们不应寻找事实来回答怀疑论，而应当思考如何拒绝怀疑论的前提。对此，他提出样式（the pattern）与原初规范性（the primitive normativity）两条路径。他认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是过去样式的延展，因此我们没有空间跳入另一种样式，除非有额外理由这样做，而原初规范性可以确保此种脱轨不易发生。在从原初规范性过渡到正常规范性的过程中，他指出这两者并非二元对立，原初规范性为公共规范性奠定基础，而某种意义上公共规范性是先验的。两者的紧密联系不仅缓解了个人层面和共同体层面的紧张关系，整个故事也会更加完整。
“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工作坊圆满闭幕。此次会议为学者们提供了交流与学习的平台，与会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分享独特创见。期待未来更多精彩的学术碰撞，感谢所有参与者的贡献，期待下次再会！
